modern state

在新德里核心地带的尼赫鲁公园里,有一尊列宁塑像，这个细节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计划经济在这个国家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如果你体验过印度的铁路系统，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印度铁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保持着低廉的票价和低效的运作，在公平的表象下，生产力被牢牢束缚。1951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设立了计划委员会并担任首任主席，他希望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效仿苏联，以国家计划推动经济。

这个组织一直存在了65年，直到莫迪上台后废止并建立了“全国改革印度协会”。莫迪还撤并了国大党遗留的一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机构，如内阁自然灾害委员会、内阁价格委员会、世贸组织事务委员会和印度身份识别委员会。但这些改变仍是远远不够的，土地、劳工、税收这三座横亘在印度市场经济面前的大山，才是莫迪无法回避的改革难题。

土地法案改革困境

2013年，印度议会通过《土地征收、修复和安置中公平补偿和透明性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政府基于公共利益为私人企业征收土地时，应在事先通过知情程序，征得不少于80%的受项目影响的家庭同意；在公私合作项目的土地征用中，至少要获得70%的受影响家庭的同意。80%和70%这两条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红线，让征用土地的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在“维护穷人利益”的大标签下，这条法案实际上一直阻碍着印度的经济发展，一旦有人触碰之，就会被冠以“为资本家代言”的帽子。

然而，莫迪政府却鼓足勇气开启了艰难的改革。2015年初，莫迪政府提出《土地法案修正案》，核心内容是要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经济走廊项目不需土地所有者同意就可以按照市价征地。因国大党的甘地家族以保护农民耕地的名义强烈反对，该法案仍未能在联邦院获得通过。

劳工法案抑制就业

印度现行劳工法案同样拥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名义下，严重束缚了企业发展，抑制了就业机会。印度现有多部与劳工制度相关的法律，根据1970年《劳动合同法》，如企业雇工超过100人，企业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解雇工人，不得调整工人岗位，不得改变工人工作环境，不得对工作设施进行技术升级。即使企业已接近破产，该法令仍然有效。

尽管这些劳工法案的相关规定出发点是保护工人利益，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印度企业因此而限制生产规模。据2009年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中84%的企业雇佣人数少于50名。莫迪政府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着手劳工法改革。目前，对1988年《劳动法》和1961年《学徒条例》的修改已获议会两院通过，企业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1948年出台的《工厂法》禁止妇女在夜间工作，并对女性就业作了其他许多严格的限制，其修正案虽然于2014年11月在人民院获得通过，却因在联邦院遭反对而搁置。

法案改革取得突破

印度各邦都有权力对自己所管辖的商品、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货物在各邦之间交易，其复杂程度类似于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很多税种存在中央和地方重复征收问题，严重阻碍了印度国内贸易，同时也困扰着外国投资者。印度近几届政府都努力推行统一的商品服务税（GoodsandServicesTax, GST），但都因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和政党政治折戟沉沙。然而这一次，在莫迪政府的努力下，印度议会上院于2016年8月3日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统一的商品服务税终于将逐步取代现有的邦内和邦际销售税。这被看作是莫迪一系列改革取得的最重大突破。

在莫迪的锐意改革之下，外国投资人加强了对赴印投资的信心，降低了对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心理变化，通过经济数据显现了出来——印度以630亿元的国际直接投资额，成为2015年度全球“绿地项目资本投资”第一的国家。

人口：悬在莫迪头顶的双刃剑

毫无疑问，莫迪将迎来充满挑战的2017年。在未来的执政中，莫迪必须长期面对的是印度的人口现实。在印度12多亿人口中，72%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是惊人的26.9岁。但巨大的青年人口并不一定带来人口红利。这可能是一个优势，但也可能是一个巨大挑战。

印度庞大人口数量背后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大量年轻人贫困、亚健康和缺乏教育。他们不提供生产，也不提供消费，几乎游离于整个市场之外。莫迪的历史使命，就是将亿万仍处于边缘的年轻人口，带入统一开放的大市场，让他们生产，让他们消费，激发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引导他们向社会提供服务。如果不能跨越这一步，印度的发展将难以持续，甚至将长期在低等收入的泥沼里徘徊。

任何一个陶醉于向国民不断宣扬古代历史上自己曾经多么辉煌且GDP曾占世界的几分之几的国家，都是难以进步的。莫迪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并正在打破印度人的这个迷梦，以坚定地市场化改革，推着印度巨象步入全球市场。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却将见证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2017，祝你好运，总理先生。

本文作者周一骏为前中国驻印度外交官，国际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