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投资:从竞争到合作

从最初的消费类产品贸易到如今对印投资、开办合资企业、竞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企业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经济的方方面面。
作者 Aravind Ye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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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3日,中国出口印度那格浦尔的首列地铁列车于前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下线。(VCG)

“走出去”,去印度

简单的经济学关系似乎并不适用印中两国的关系,也不适用于判断两国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正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成熟。

印度的经济发展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受到各种质疑,国际评级机构也不看好印度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在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中,印度依然处于前列。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口,经济预期向好,充满活力,并决心提高标准,在制定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规则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稳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尽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其邻国印度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中印两国在经济上合作与竞争并存,两国的竞争被视作本世纪的重头戏,在一些领域,两国也确实互相怀有戒心。

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印度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扩展迅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体现在商品销售的增长上,还体现在金融、知识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等方面。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2019财年其GDP增长率将达7.3%,2020财年则为7.5%。到2025年,印度人均收入预计将增长125%,届时印度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市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印度一跃而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由于印度实行鼓励投资的政策,并且向外资开放了多个领域,2015-16财年印度累积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数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2016-17财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60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从2014年4月至2017年12月,印度吸引了20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无须讳言,印中两国的关系在2017年经历了波折,但是投资和贸易数据却表明,经济活动同政治行为正日渐背离。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17年增长到了844.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期印度对华出口与2016年相比上涨40%,达到了163.4亿美元。这一趋势无疑令人振奋。尽管中印两国领导人早在2015年便已经设定了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但此前几年来却一直在700亿美元左右停滞不前。

印中两国贸易额自2001年开始攀升,两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对打造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印度商务部的数据,贸易仍然在两国的经济往来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对华贸易额的增长也让印度产生了忧虑。印度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也让印度的微观经济政策变得越发复杂,对进口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过去的GDP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在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其产业和贸易结构,也出台了一批补救措施来让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中国决策层的早期措施包括“走出去”战略,国际化以及产品和供给线多样化。中国的领导人想要跳出货币和短期贸易政策的圈子,加强对外投资,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来建立长期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融合市场的外向型投资策略旨在减少中国一些行业的不平衡问题,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帮助他们更好地对接国外市场,并保护他们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转变。随着贸易额的进一步增长,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此外,中国“走出去”战略激发的对外投资,一方面让印度看到了中国在缓解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所做出的努力,有助于印度更好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绕过印度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行的贸易限制。

对印投资的历史路径

对于改革和开放,中国和印度有着各自的举措,从印度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及其他配套措施。印度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两万亿美元的规模,如今正努力通过重新调整资源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平衡不同行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印度各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施行自由化政策之前,联邦体制的权责划分限制了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各邦无法影响投资,并且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不能单独持有立场。而在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之后,则鼓励各邦重新整合自己的经济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则积极研究印度各邦的法律和经济状况。印度各邦提供的新的市场空间以及包括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这让它们成为外资的宠儿。一系列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印度各邦的市场规模、集群效应和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对于吸引外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税收和劳动力成本则起着阻碍的作用。因此,印度各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还过度依赖联邦政府的帮助,后来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变。由于财政收入下降,资本减少,各地因原有资源无法弥补财政赤字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必须采取与国家层面改革相一致的措施。印度受外资青睐,还有另一地方层面的原因,即地方政府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来吸引投资,这一点同中国一样。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印投资大多涌向了靠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奖励措施来吸引外资的地方。

从2014年开始,电子、房地产、纺织、可再生能源、自动驾驶、初创企业……中国企业对在印度大范围的产业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从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数据中能明显看到。中国扩大对外投资的策略和莫迪政府推出的“印度制造”政策一拍即合。

追溯外国直接投资的走向有困难,企业常常经由同目的国有税收互惠协议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同中国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差别很大的原因。根据印度商工部产业政策促进司公布的数据,2000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中国对印投资只有17.8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的报告则显示,中国对印投资达到了80亿美元。不过两国都认可的一点是,绝大部分投资活动都发生在2014年之后。据估计,中国对印度的投资累积总额大概在120~130亿美元之间,印度市场上的中国公司大概有200家。虽然说同美国、英国、日本在印度的投资规模相比,中国对印投资要少很多,但增加速度很快。

寻找可持续的经营之道

印度各邦在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上竞争激烈,例如在2014年,新成立的安得拉邦为投资者提供了多项优惠措施,例如免除消费税、推行免税期、减免入市税、提供无息贷款、免费使用土地等。这些措施契合中国稳固和提高贸易收入、扩大海外市场、整合落后产业、开辟新市场来提高利润的目标。如今,中国企业已经在印度各地投资建厂。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印度找到了可持续盈利的经营之道。印度联邦制之下,各邦对国外投资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激励措施,中国已经学会如何在其中得心应手。如果其他国家的公司能够在印度生存并蓬勃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公司无疑也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印度,中国公司可以探索的还有很多,这会让中国更加了解印度,并且能促进两国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

必须意识到,中国同印度的经济往来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印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中国企业通过快速订单出售的消费品和大宗商品,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边贸易的性质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两国间的贸易变得更加成熟,之前的“商品”已经被受到更加严格检查的货物或产品所代替。印度制造商对零部件的需求多样化,因此产品需要满足一定的质量标准。例如,十年前相当一部分贸易涉及此类商品。因此,中国的供应商不仅可以在印度大城市找到客户,一些邦的腹地工业区和产业聚集区同样存在机会。

这是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可以打破第一层供需瓶颈的地方。比方说,马哈拉施特拉、西孟加拉、古吉拉特三个邦港口等基础设施完备,劳动力充沛,仍然是中国产品和公司的主要目的地。为了增强对印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性,中国企业需要提供一系列新的产品,从以需求为导向的供给转变为以供给为导向的需求,从而拓展在印业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本身就是个挑战,但同时也是在印度市场上拓展上述领域之外商业空间的有效途径。

价值链与新策略

下一个阶段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中国企业不仅仅向印度出口商品,同时也为印度经济作出了贡献。作为印度经济的有力促进者,中国企业在印度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这种互动体现在印中各个合作领域,包括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购、竞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源生产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建立价值链,开辟新领域让中国公司的业务延伸到印度经济的各个角落。

如今,印度大多数邦都有中国公司在开展业务。由于印度各个邦的经济发展禀赋不同,中国公司也作出调整以适应当地的经济状况。中国公司不仅仅在泰伦加纳、恰蒂斯加尔等邦开设工厂,同时也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外,中国公司也有兴趣通过调整在印度的产业来提升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就从中国高附加值产业中获益颇丰。

中国公司在开发印度冷藏和供应链的市场上可以大有作为。这一领域对于印度东北大多数邦都很重要。中国一直在找机会分享其在农业商品化及生产相关产品上的经验。事实上,已有中国企业开始同阿萨姆邦当地生产易变质食品(肉类和新鲜水果)的龙头企业接洽,商讨建设相关设施的合作意向。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上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并进一步发展。

因此,对于希望寻找投资目标并建立长期重点业务的中国企业来说,印度是个理想的目的地。通过地方层面对投资的促进和拉动措施,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本文作者Aravind Yelery是北京大学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