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舟人:中国文化的摆渡人

施舟人先生不仅毕生浸润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也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者 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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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举办期间,施舟人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摄影 周昕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荷兰汉学家施舟人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依然能将《孟子》里的篇章脱口而出。

9月10日至11日,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受邀参加。和记者谈起早年与中华文化结缘的经历,施舟人先生兴味盎然,记忆犹新。

“我喜欢中国美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起源于对中国艺术作品的喜爱。14岁时,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博物馆中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文物,便一见钟情。“自那以后,我会把家里的书偷出来卖掉,买中国的东西。”回忆起当年痴迷中国文化的往事,老先生嘴角泛起微笑。

从阿姆斯特丹高中毕业之后,施舟人去了巴黎读大学。在卢浮宫博物馆做助理时,中国的绘画作品吸引了他的目光。“中国人画山水画,而欧洲并没有。欧洲多的是宗教方面的作品,少有自然方面的概念”。为研究中国艺术背后的哲学思想,他进入巴黎大学汉学家康德谟门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老师研究道教,他也研究道教,这便成了他一生与道教研究结缘的开始。

“我们学习都是用原始资料,不用课本。直接念,直接解释。”在老师的带领下,施舟人早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的方式竟和中国古人别无二致。“我们学习的都是没有标点的,这是最好的,因为那些标点都不对,要朗诵才会知道标点在哪儿。”说到这里,施舟人先生便朗诵起了《孟子》,抑扬顿挫,宛如歌唱一般。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少,他曾受教于一位张姓的老先生。“他教我背《孟子》《诗经》。我当时囊中羞涩,但他也不收太多学费。我到现在依然非常感谢他。”

“学然后知不足。”施舟人先生用《礼记·学记》中的这句话来概括自己学习道藏经的感受。“社会学、心理学…… 经典里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

施舟人先生笑称,西方学习中国文化的圈子曾经就是一个“绅士俱乐部”。“老师有时候会问新来的学生,‘你要学这个,你家里有钱吗?’”年轻人选择专业,也需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父母会想,小孩在学校学那么多中国的东西,但是对找工作有什么用?”

“但是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学中文,全世界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老师。”施舟人先生谦逊地讲道,“民间的传统老百姓最了解。”

在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施舟人先生荣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拄杖而行的他,站在台上讲起道藏经的研究,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句句都是他对中国文化深沉的爱。

2019年9月10日至11日,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施舟人先生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并发表演讲。摄影 周昕

他不仅毕生浸润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也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为你们抱不平,巴黎有许多大的中文图书馆。在中国的大学,相当规模的外语图书馆却很少很少。除了俄语、日语、英语等语种外,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图书都很少,所以也找不到这些语种的文学和哲学作品。”

鉴于中国少有大型的外语图书馆,他就在福州大学建藏书楼。“东观”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他给自己的藏书楼取名“西观”。而“西观”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收集西方正典的藏书楼。

施舟人先生还致力于翻译《五经》。“中国的《五经》最好的翻译是在清朝末年,一个传教士在香港同几个中国助手翻译过,但他们的翻译也不全。”

“中国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他国家的许多宗教文化经典都翻译过,但中国的《五经》没有真正好好翻译过,这是不对的,我又一次抱不平。”一位国外汉学家在耄耋之年依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念兹在兹。

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他将自己认识的所有知名汉学家邀请到北京香山开会,花一周时间讨论《五经》的翻译问题。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这是你们的根。”施舟人先生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