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的成长之路

2012年3月，金砖新德里峰会提出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倡议，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的补充” 。经过两年谈判，《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于2014年7月正式签署。一年后，该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有两点背景：一是全球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2030年前全球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达到50万亿美元，比过去20年的实际开支高出60%，年资金缺口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二是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扩张面临政治制约，金融危机以来，G20推动的增资和投票权改革程度有限，造成基础设施融资能力严重不足，且过去半个世纪，世界银行等机构出现“使命蠕变”，机构不断膨胀，业绩不断下降。

新开发银行之“新”，不外乎新的机构为金砖新兴市场国家创设了新的股权激励，从而使他们愿意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贡献新的资金、经验和知识。新开发银行自身的战略愿景将其“新意”归于“新的关系、新的项目与金融工具及新的路径”。和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不同，新开发银行采用平等决策的机制，不设一票否决权，有利于金砖五国开展合作。金砖国家内部拥有巨大的资金储蓄。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14年总储蓄率为49%， 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4%，印度的相应数值则为33%。金砖国家外汇储备亦位居世界前列，仅中国一国即占全球外汇储备三成以上。借助现代金融工具和治理结构，让这些资金实现“内循环”，更有效地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并提升其生产力，而不是流入西方金融系统，加剧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正是Nicolas Stern和Joseph Stigliz等知名经济学家支持设立新开发银行的目的。

初露头角

开业两年来，新开发银行总体进展良好，市场地位初步确立。

第一，组织架构与战略规划基本成型。新开发银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2017-2021年）获理事会通过，并于今年7月初正式公布，关于组织治理、反腐、贷款、采购、环境与社会标准等多方面的基本政策框架均已到位。新开发银行目前的员工数量在100人左右，2017年有望达到125至130人，按计划将在2021年增至400人。该行亦十分注重员工的年轻化，以促进创新发展。

第二，启动金砖五国本币融资进程。新开发银行的资金首先来自股东国，按协议规定，该行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由金砖五国平均分配，实缴资本100亿，剩余部分将于今后五年内缴清。由于仅靠股东国出资难以满足新开发银行提供中长期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而该行短期内亦无法获得高的国际信用评级，本土化融资便成为新开发银行的优先战略。2016年，新开发银行成功发行30亿人民币绿色债券，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绿色债券的国际组织。此外，该行还计划发行以印度卢比计价的债券（“马萨拉债券”），规模在3亿至5亿美元。

第三，确立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定位。2016年，新开发银行董事会共批准7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5亿美元，金砖五国大体均衡分布，中印各2个项目。在这7个项目中，除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公路项目外，其他均为可再生能源项目。今后两三年，新开发银行计划贷款规模每年翻倍增长，综合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将2/3的资金投向“可持续基础设施”，即可为环境和社会带来积极转型效益的项目，另外1/3的资金投向“传统基础设施”，亦会尽可能避免和降低外部性风险。

第四，注重商业化和精简、高效运作。新开发银行的运作更接近商业银行，不设软贷款窗口，融资方式灵活，可以是贷款、股权、担保、联合融资等多种方式，贷款对象亦不限于主权国家。新开发银行不设常驻董事会，而且原则上适用借款国自身的政策规范和制度能力管理贷款，可大大节省行政成本。对于每一个项目，新开发银行将事前确认借款国环境、社会、信用及采购制度的品质，只要满足该行要求，便尽可能使用借款国自身的立法、规章及监督程序。只有在国家体系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新开发银行才会根据具体项目情况采用额外的标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亦在加大对国家体系的运用，但其成员国发展水平更低，难以有效推行。

植根本土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两家银行均致力于克服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足，有效地动员新兴国家的储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且均注重灵活高效的治理方式。但二者开业以来，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促进南南合作的平台，更注重本土化发展，而亚投行更体现中国的主导性和南北合作的目的，国际化的特点更突出。新开发银行的本土化发展，除前文提到的融资本土化之外，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员工招聘和采购政策的本土化。新开发银行的员工全部来自金砖五国，而亚投行向全球招聘，目前5位副行长中有3名由域外发达国家公民担任，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采购政策方面，新开发银行原则上只从成员国采购，而亚投行的采购政策对全球开放，因此美国、日本即便不是亚投行的成员，其国民和企业均可同等享有亚投行的机会。

二是伙伴关系与标准的本土化。新开发银行已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9家多边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吸收其有益经验。不过卡马特行长表示，虽然新开发银行会寻求联合融资，但该部分业务不会占太大比重，因为新开发银行将优先做自己的项目，以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待其自身能力健全之后，再寻求撬动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迄今为止，新开发银行的首批7个项目完全是单独融资，主要依托成员国政府的支持。新开发银行明确表示，将成员国国家开发银行视为其“战略伙伴”，以借鉴其“富有灵感的运营模式”。相较而言，截至2017年6月底，亚投行批准的16个项目中有12个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联合融资。

迎风生长

新开发银行是一家新机构，组织、治理和政策仍有待磨合、测试和完善，其市场地位的稳固确立还需要5至10年。在此期间，新开发银行需应对如下主要挑战：

第一，国际信用评级与融资成本问题。亚投行开业一年半便获得了穆迪等评级机构给予的3A最高信用评级，这与其资本充足率和获得发达国家广泛支持密切相关。目前，新开发银行虽已获得中国评级机构等的较高评级，但尚难获得国际最高评级。金砖五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本土化融资成本仍然较高，加上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政治局势动荡，币值波动剧烈，对新开发银行的融资亦构成重大挑战。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可能带来风险。新开发银行主要依赖借款国的国家体系，此举的确可以提升项目效率，但由于金砖五国情况参差不齐，而且均处于发展转型阶段，其市场监管规则仍有待完善。新开发银行将环境与社会标准的落实责任交由借款国，其自身虽然也进行外部监督，但难免面临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不力的情况，造成风险的扩散。新开发银行如果在扩员中迎来国家治理体系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相关问题还会进一步凸显。

第三，金砖五国的合力有待加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为欧洲投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欧洲投资银行反过来又支持新老欧洲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而助推欧盟一体化。如果金砖五国之间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将有力推动新开发银行充分挖掘本土资源，实现发展优势。但目前，金砖五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相对收益的分配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五国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充分实现，从而提高新开发银行的运营成本。

受亚投行扩员势头鼓舞，新开发银行亦在积极追求扩员，以克服上述局限性，推动该行更快地发展。与金砖峰会聚焦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新开发银行的扩员标准更为务实灵活。本着有利于银行发展的考量，最初的《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便没有排除“非借款国”即发达国家的加入。该行五年战略显示，扩员要保持发达、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的合理配比，可见对发达国家加入的开放性。不过与此同时，扩员可能使新开发银行更加国际化。

本文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