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经济改革比较

对印度和中国而言，经济改革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但改革通常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两国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印度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政局的不稳定使危机不断恶化，加之受困于“印度教徒式的增长率”（即1950年至1970年印度长期的低增长率），政府最终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结构性调整措施。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长期的资源错配，中断了经济发展，再加上中国长期被隔绝在世界经济金融系统之外，因此必须依靠积极稳健的结构性变革恢复增长。

从改革的时间表、领域、强度和持续性、政治承诺和民众接受程度等方面来看，两国的改革举措和执行情况迥乎不同。两国当前处于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改革的影响力、特点和程度均存在差异，但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均已降至25%以下，第三产业占比则直线上升。此外，两国的储蓄率、投资率、贸易额占GDP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等指标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两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相似之处，那便是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地区性差异，部分地区改革行动相对迟缓。在中国，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效推行了改革，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对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等西南地区的内陆省份而言，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提出近20年，这些地区仍未充分实施改革并从中受益。印度也是如此，南部和西部诸邦锐意改革，已经推出第二轮改革举措，但发展滞后的北方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以及多山的喜马偕尔邦、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北阿坎德邦等地区却长期落后。

消除贫困与不平等

不难发现，在印度和中国，提振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和扩大消费是减贫的主要动力。造成贫困的因素有很多，或是社会经济资源匮乏、政治文化隔阂，或是缺乏发展所需的国家资源、技术和地理空间。1994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5.3%，但2012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1.9%。尽管如此，目前仍有2.7亿印度人生活赤贫。2011年，印度的基尼系数大约是36.8。印度推出了一系列国家战略，如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受教育权和粮食权保护政策，卓有成效。

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过去五年里，中国有6000万人脱离贫困。对此，很多人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这是因为中国的减贫成就历来有目共睹。早在十年前，世界银行核查“每天一美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时提到，1990至2004年，中国大约有4.07亿人脱贫。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即通过具体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和保障涓滴效应的机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让更多人脱贫。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希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让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达到小康”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被提及。

生产领域的变化

在印度，公共部门的经济主体曾占据制高点，现在却面临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从国家资本撤离到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一系列措施正在逐渐落实。汽车等制造业领域以及纺织品、食品等家庭消费品领域的发展均呈现上升态势。但相较中国，印度对研发的投入，不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显得相当少。

与印度不同，中国经济的增长最初是靠海外归国者的巨额投资，随后日本和美国的大型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不久，“中国制造”开始生产索尼照相机、东芝笔记本、惠普电脑等电子设备。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指导下，“中国制造”的名牌产品开始涌入国际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国。在印度看来，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国际融资领域的关键一环。印度《2014-2015年度经济调查》中写道：“如今，对于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国家政府来说，中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之一。中国拥有海量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

在印度，电力系统整体由公共部门主导，在各邦分别设立负责发电、输电和配电的三个机构。这些机构受到国家层面和邦层面的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监督。这一举措减少了产业补贴，吸引到大量私营企业进入电力行业，印度的电力产能飞速提高，供电量和可靠性均稳步提升。当然，这一变化也离不开关税大幅上升的背景。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中石油等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甚至跨越亚洲、欧洲和非洲寻找更廉价和可持续的能源。

基建跨越式发展

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改革堪称典范，不仅建有道路、铁路、机场、海港、通信、银行等实物基础设施，而且建立了教育、健康和饮用水等社会性基础设施。中国曾以日本和美国为榜样，大力推行基础设施改革，打造了堪称奇迹的深圳经济特区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受关注，该倡议将中国国内的基建模式引介给其他地区，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等。

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仍落后于中国。目前，印度基础设施在全球144个国家排名中仅列第87位，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基建投入（其中7500亿美元需靠举债融资），从而助推其实现年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早在2006年，印度就已推出“印度基建融资”计划，财长亚伦·杰特利也称基础设施和投资是“变革印度”的第五大支柱。2016年至2017年，杰特利批准拨付了大约330亿美元，用于两个重要的公路和铁路项目的建设。

应对水资源危机

对于中国实施的公共健康政策、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可再生能源、推进去中心化的工业化、食品安全、精准扶贫、以及绿色发展等政策和战略而言，水资源是极为关键的保障要素。中国水危机组织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题为《为了一个水资源和能源安全的中国》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有11个省级行政区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标准线，其中包括经济发达的江苏、山东、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中国将近一半的GDP都来自这11个缺水省份。该报告还称，其中有8个省级行政区水资源极度匮乏，在人均500立方米以下。

中国的“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引水工程，预计总投入将达814亿美元。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条线长约1432公里，主要是从露天河道引流，用以缓解水资源紧张，改善水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则依靠京杭大运河，将长江水从江苏江都输送至山东。

南水北调工程已经让北方地区的5310万人受益。自2014年末运行以来，南水北调工程已向北方干旱地区输送近100亿立方米水。这一工程输送的水不仅供应北京、天津等城市，河北7个城市的居民以及河南37个县的居民也用上了南方来水。

在印度，尽管最高法院已经指示政府修建“根河-贝德瓦河”等河道联通项目，但对于缺水地区的人们而言，出于环境和可持续方面的担忧，引水计划仍像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本文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高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