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制造”：能否拥抱“一带一路”

“印度制造”是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不久顺应时势推出的印度国家发展计划，旨在推动印度成为全球设计和制造中心。莫迪上台时值印度经济增长率跌至10年来的低谷，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印度制造”计划的横空出世为阴霾中的印度经济点燃了希望，该计划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承诺大大增强了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力，使得印度在2015年迅速拔得头筹，荣登全球“绿地项目资本投资”排行榜首，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投资头号目的地。

2015年印度的经济增速也同时首次超越中国，尽管不少专业分析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印度调整了GDP计算方法以及基准年份，但不容置疑的是印度正力图以振兴制造业为基石，带动印度经济腾飞。

“印度制造”：承载着印度的大国梦想

“印度制造”不仅仅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它实质是对过时程序和政策的一次全面而前所未有的修正和革新，代表了印度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即“小政府，大治理”。作为一项庞大的经济革新计划，“印度制造”以四大新“基石”为支撑，即新思维、新管理程式、新基础设施、外资投资新政，其宏大的架构和愿景不仅彰显着印度全面崛起的雄心，更是承载着印度人的大国梦想。

自尼赫鲁提出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可以说“大国愿景”始终影影绰绰指引着印度人前行。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印度震惊失落，中国在大国之路上快速崛起时，“龙象之争”之说被一些善于观察的西方学者不失时机地推出，并长时期作为热门议题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印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定义中印关系的基调。

西方学者分别用温和迟钝的大象与张牙舞爪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龙指代印度和中国，是深层潜意识里“中国威胁论”的某种投射，而“龙象之争”则事实上成为了印度版的“中国威胁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崛起程度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隐约呈现出某种正相关。印度作者拉维·韦卢尔在其新书《印度崛起》中指出，印度可能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为印度的改变扫清道路”，中国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新德里所需的提醒信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成了印度的最新“信号”。

“一带一路”：机遇还是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度各界夹杂着警惕、质疑、观望和争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学界从经济、战略、安全等角度对其动机进行解读，而从印度政府层面反应来看，其思路与学界不谋而合。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拉合尔·米什拉的观点，他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存在不同的战略目的，前者更多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欧亚大陆国家、中亚以及西亚互联互通；而海上丝绸之路更多是中国想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印度在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事务上积极支持中国倡议，但对“一带一路”倡议却顾虑重重。拉合尔·米什拉认为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了印度“非常深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主要源自于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即便出于经济动因愿意搁置边界争议而搭一程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可一旦带入巴基斯坦议题，一切就将陷入纠结无解。

历史事实表明，制造业是支撑大国崛起的基础，而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再次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一些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全球制造业正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业布局洗牌。中国传统制造业正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的发展模式向主要依靠知识和智力资本及创新等高级要素的发展模式升级，这就为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腾出了发展位置和空间。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先前做出的预测，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将有希望成为接棒中国的“潜力五国”，其中，印度最有希望成为低成本制造业下一个主要枢纽。

尽管印度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接棒中国的下一个制造业中心，然而印度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三十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基本不可能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

首先，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精英教育理念致使教育两极分化，基础教育严重不足，文盲人口保守统计也有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劳动力素质低下。尽管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廉价年轻劳动力，但是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有专业分工的熟练劳动力却十分短缺。在联合国2016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印度仅排名世界第105位。

其次，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物流仓储、公共服务等在内的落后基础设施大大抵消了由各项低成本要素产生的优势。

再则，印度庞大的人口的确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数量庞大的边际劳动力和低质量就业制约着市场消费能力，导致印度消费市场大而不强。

此外，印度改革必须逾越的三座大山目前仅有税收制度一项获得突破，其成效如何尚需检验。而另外两座大山——劳动法和征地法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法律制度的束缚，印度还存在着经济结构痼疾、宗教和社会文化问题、政府低效等种种制约因素。同时，国际上一股正在上升的“逆全球化”趋势也很可能成为严重的外部制约因素。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随着全球技术的升级，世界正进入机器人技术的高速增长期，机器人的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对人力劳动依赖程度的减少，这将显著冲击低成本劳动力产生的竞争优势。

当然，按照目前的预测，未来15-20年，低成本制造业很难摆脱对人力的依赖，这也是留给印度释放其“人口红利”的时间，印度若不能很好地利用这十多年时间，其潜在的“人口红利”很可能转变成危险的“人口炸弹”。

融入还是竞争：一个两难的选择

印度对自身的危机具有相当的清醒认识，因此，“一带一路”带给印度的“深重危机感”与其说是源于腾飞的“中国龙”带给印度的外在“威胁”，倒不如说是源于印度对自身缺陷和“印度式增长率”的不自信和焦虑。

“一带一路”是国际经贸合作的一种新架构，而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若能将其国家发展战略“印度制造”同“一带一路”对接，必将成为大赢家。“一带一路”能为“印度制造”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经验，从而能帮助印度释放“人口红利”、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为“印度制造”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共赢。

然而，当印度看向“一带一路”时，却发现中国是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坐在舞台中心，这似乎又刺激到了印度“多刺的自尊心”。“印度制造”的标志选择了由众多齿轮组成的更有攻击性的狮子，而非温和的大象，暂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印度视角下“龙象之争”向“龙虎斗”的演变，从印度分别从海陆两线加紧同周边国家增强合作和联系的各种行动计划来看，除了基于传统思维的利益和安全考量，“另立山头”从而获得主导权、话语权也是揣着大国情怀的印度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尽管印度并不明确支持接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但这并不影响它将“一带一路”的“有益部分”嫁接到“印度制造”的宏伟计划中去，但“印度制造”计划若舍本求末，坚持以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为指导，其终究难以承载起印度的“大国梦想”。

本文作者岳朝敏为四川省社科院印度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