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连任与印度的新时代

5月23日，印度大选结果正式出炉，莫迪及其印人党再次赢得大选。此前各方普遍预测是，由印人党（BJP）组成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将大概率赢得此次选举，但是对于印人党是否能够单独获得过半的席位仍相当不确定。至少在笔者咨询过的数十位印度专家和学者中，没有一个人明确称印人党还将再次过半。印度媒体甚至早先透露称，如果BJP无法拿到120个席位的话，在联合组阁中颇有争议的莫迪肯定会被拿掉，将由印度交通部长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或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接替莫迪。

现实是，莫迪和BJP又一次改写了历史。这个结果显然出乎莫迪预料。就在大选即将落下帷幕的5月18日，莫迪来到北阿坎德邦小镇凯达尔纳特的印度教神庙进行了15个小时的禅修，被普遍认为是为选举结果祈祷。在5月17日举行的自他担任总理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上，莫迪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这与他一贯的“能言善辩”反差巨大。

莫迪的胜利可以说一改人们对印度选举政治中“反现任”传统的认识。为什么莫迪能再次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具体操作性的因素。比如印人党政治动员能力强，组织了120万“自干五”负责在各种社交媒体中转发BJP的选举宣传视频和文本，而国大党却只有30万人。再比如，为莫迪立下汗马功劳的BJP主席沙阿具有超强的宣传动员能力。

宣传是BJP在印度大选中能够获胜的利器。再加上印度人口结构特征（3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据了总人口的60%多）和新增选民的情况，更是让沙阿的才能得到了施展。2014年印度大选时，选民人数是8.145亿，2019年则高达9亿，增加的8000多万人此前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投票，是初次参加大选投票。按照情理，过去莫迪五年执政中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应该会被年轻选民“惩罚”，相反这些年轻选民却成了莫迪的铁杆粉丝。

可以说，印人党的获胜主要依赖莫迪的个人魅力。换言之，投票BJP的选民基本上是冲着莫迪个人来的。相反，投票给国大党的民众更多是冲着国大党本身，而不是支持其主席拉胡尔。2013年莫迪被推举为BJP参选的总理候选人时，BJP大佬阿德瓦尼等人并不信服，就连担任印度外长的斯瓦拉吉（BJP前主席）也对莫迪不甚感冒。只是，五年多的事实证明，莫迪和沙阿的组合可能确实是BJP可以找到的“最佳拍档”。

显而易见，过去研究者用于观察印度大选的分析工具可能出错了，或者已经不适用了。人们总是以经济理性来预测选举结果，以现任政府在失业率、经济增速、选民收入增速等量化指标来预测结果。如果以这些经济数据来预测莫迪的五年执政，根本无法解释现今的结果。尽管莫迪执政期间经济增速不错，但是部分是莫迪上台修改GDP算法之故。印度央行前行长拉格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就在选举前批评，莫迪政府已经多次篡改经济数据，不敢公布真实的失业率等等。农民的抗议已经暴露出莫迪经济政策在实现包容性增长上并没有让农民阶层感受到所谓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成果。

似乎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对普通印度人来说，他们更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来提供稳定的安全感，这似乎也契合国际的大气候。伴随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特别是个人脆弱性感受的增强，导致了全球范围威权主义的上升，政治强人的涌现。印度大概也是如此，国大党主席拉胡尔年轻但是没有政治经验和决断力，无法给人提供安全感。相反，莫迪在把自己塑造成强人的过程中，也显示了自己成为人民保护者的角色。特别是对巴基斯坦施加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更是为其当选增分不少。

可以佐证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印度社会的宗教激进化在加剧，诉诸宗教意识形态是提供个人安全感的重要部分。2014年的“莫迪旋风”依赖的是承诺经济发展和古吉拉特发展模式，而2019年则主要是靠印度教特性（hindutva）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得不说，印人党借着印度教的意识形态实现了攻城略地。2014年时，BJP获得了印地语邦将近44%的选票额，225席位中的190席位。但是在非印地语邦中，BJP只赢得22%的选票额，以及318席位中的92席。但是经过五年，BJP却已经大步进入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安得拉邦等非印地语邦。显然，印度教激进主义的加强是重要背景。

总而言之，莫迪的再次当选，一方面是BJP懂得抓住年轻人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和塑造印度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莫迪的连任彰显了印度教激进主义的加强，印度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印人党可能获得印度政治的霸主地位，以及其他政党的衰落趋势。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