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对峙事件：印度对追求绝对安全的迷思

印度莫迪政府制造洞朗对峙事件实际上是犯了“三宗罪”。

其一，印度随心所欲破坏已有共识与已定条约。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已白纸黑字明确了中印锡金段边界的起始点与终端点。印度此前历届政府反复表示此段边界走向已有共识，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正是依据该条约在自己主权领土范围内修建边防道路。印方更是依据此条约在锡金段大修工事，其战壕完备，碉堡密布，并对中方边防形成居高临下的压倒性优势。实际上，印方的这种超常规边防建设行为早已严重违背了中印两国政府早在1993年和1996年签订的“和平与安宁协定”及“建立军事信任措施协定”中的“对等安全”原则。若说边防基建威胁的话，正是印度的这种超常规边防建设对中国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此次洞朗对峙纯系印军非法侵入中方领土所致，是莫迪政府对1890年条约的肆意破坏。这种破坏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则”。这与莫迪政府经常呼吁建立“基于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主张是完全相悖的。即便莫迪政府认为1890年条约存在不合理处，那也绝不能单方面对它有选择地接受、有选择地违反，更不能凭借英国人多年后自行炮制的地图来主张自身权益，随意践踏该条约。

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和这份地图有关的前因后果：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后，英国人认为该条约有一矛盾之处，即条约第一款“藏、哲（锡金古称）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中的“支莫挚山（Mount Gimpochi，现译吉姆马珍雪山）作为分水岭（该条约规定的划界基本原则）起点的特征不太明显。于是，在1907年和1913年间的某个时间点，英国出版了一张地图，显示边界线从支莫挚山以北6公里的巴塘拉开始，认为此处分水岭特征更加突出一些。

印度此次越界主张的基础极可能是依据英国人自我炮制的这份地图。莫迪政府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不、印三方对三国交界点一直存在异议。印不两国都认为，锡金段边界线的东南端点放在巴塘拉而非1890年条约所定的吉姆马珍雪山更为合理，更加符合“分水岭原则”。因此，印军跨过边界在洞朗高原与中国对峙是合理的。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由于印度的阻挠，中不边界迟迟未能划定，但吉姆马珍雪山在洞朗以南，洞朗归属中国很明确，该雪山中方一侧的水流也全部流入亚东河。1890年条约中规定的中不印三国交界点就是吉姆马珍雪山，白纸黑字。虽然这个点尚未明确经纬度（由于中不边境没有确定的缘故），但点就是点，不可能任意扩大为面。在这一问题上，印度方面出于自身安全考量，多有狡辩。

但最关键的是，英国人炮制的地图纯属单边行径，该地图不是1890年条约的必然组成部分，中方没有必要遵守。莫迪政府越过已定国界制造对峙事件已在事实上造成了1890年条约的失效，将两国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本来锡金段作为已定国界段成就了两国间正常的边贸往来，也方便了印度香客取道亚东前往西藏神山圣湖。然而，此次洞朗事件不但使得中印边界处于全面未定状态，继而势必影响两国边贸及“香道”通行，中国政府有权据此重议锡金的法律地位与行政划分，有权要求印将锡金段边界恢复到1794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当时叫哲孟雄，虽独立建国但仍属西藏地方的藩属）所定边界。

其二，恣意借口“自身安全关切”干涉弱邻内政外交。依据1890年条约，洞朗地区属中国领土，中国政府行使着有效管控。只是由于不丹政府对1890年条约东南端点，即中不印三国交界点存有异议（但不丹直到2000年在第14轮中不边界谈判中才提出有关洞朗地区边界线的划法问题，估计受印方压力所致），中不两国才在洞朗地区存在一定争议。但这一争议至多仅限于中不两国之间，印度并不是争议方。印方后来打着“不丹对洞朗地区有声索主权”、“为保护不丹”的旗号为其非法越界寻找借口，但从公开表态来看，不丹方面事先对此其实并不知情。这实际上是印度强行打着不丹旗号，粗暴干涉不丹的外交政策，粗暴阻止中不之间通过外交与政治途径解决边界争端的努力。

中不边界谈判始自1984年，迄今已有24轮。2016年8月，中不第24轮边界会谈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曾表示，中不边界谈判近年来已取得重要进展。尽管如此，由于印方干扰，谈判虽有进展但最终解决的前景依然很不明朗，不丹仍要看印度脸色行事。对于所谓的“洞朗争议”，中方立场非常明确，即一方面中方必须履行1890年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加强对洞朗领土的有效管控，这也是中方对1890年条约的尊重，对国际法的尊重。但同时，另一方面，考虑到不丹方面对1890年条约仍有不同看法，中方也愿意与不丹通过和平方式加以“一揽子解决”。

然而，印度方面虽然口口声声要与不丹“密切合作，防止彼此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但这种强行“替不丹”越界怼华的行径既不符合中不间的友好协商精神，更是对不丹国家利益的侵害，反映的是莫迪政府不丹政策的利己性，反映的是印度对不丹内政外交的操控性。印不于1949年签订的“友好条约”即规定，“不丹同意在外交关系方面接受印度政府指导”。这一不平等条约直到2007年才有所修改，其中最主要的是将“指导”换成“紧密合作”。但换汤不换药，印度仍是不丹事实上的保护国。过去33年里的24轮边界谈判已使中不两国政府在边界争端的解决方案上达成了诸多共识，但受扰于印度，不丹迄今既未与中国建交（是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唯一与中国未建交者），也未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目前，只有不丹与印度还未能与中国解决陆上边界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地处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不丹不能有效利用这一地缘优势获得长足发展。不丹迄今仍属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LDC）。

其三，全然不顾及中印关系大局。中印关系当前的大体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维护不易。尽管两国存在“发展竞争面”“战略猜疑面”“主权争端面”和“历史负债面”，但两国同样存在着“地缘互依面”“发展互补面”“战略互需面”和“文化互通面”。作为两个人口庞大、历史悠久的新兴大国，“谋发展、惠民生”本应既是两国政府的长期要务，也是两国合作的根本宗旨。而且，就在今年6月9日，中国领导人在阿斯塔纳会见莫迪总理时还强调称，中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莫迪对此表示赞同，并称，双方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并妥善处理分歧。言犹在耳，但莫迪政府还是制造了洞朗对峙事件。显然，莫迪政府不是在“妥善处理分歧”，而是在两国间制造争议、扩大分歧。洞朗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将是深远的。考虑到当下中印两国各自所处的发展境况以及中印关系现状，莫迪此时将中印分歧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公布于世，势必冲击中印未来在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势必对中国人民的“印度观”以及中国对印政策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按说，印度作为一个有着5000余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自1952年以来就实行多党选举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作为一个坐二望一的人口大国，是一个政治上足够成熟的国家，一般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但洞朗对峙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且持续至今。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印度战略界特别是莫迪决策圈对绝对安全的执迷，以至于印度政府往往将臆测的安全威胁当作现实的安全威胁来加以应对，甚至不惜强行干预斯里兰卡、尼泊尔和不丹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当前，印度莫迪政府制造此次洞朗对峙的最大动因就是，印战略界怀疑，中国将修路至吉姆马珍雪山，印度战略要冲西里古里走廊将因此受到威胁。然而，印度的这种“自我恐吓”实质上只是一种冷兵器时代纸上谈兵式的臆想而已。印度在洞朗至西里走廊两侧的超强军事部署使这样的臆想难以自圆其说。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不能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粗暴否决毗邻国家的正当边防基建。

实际上，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绝对安全往往越追求越不可得，因为，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即是其邻近国家的绝对威胁。这只会导致毗邻国家和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至少洞朗对峙事件使中方认知到，中方前沿军力部署相比印度而言处于严重劣势，今后必利用当前军改奋起直追，直至中方边防现代化建设具备两种能力，既能抑制印度方面制造对峙的军事冲动，也能第一时间有效清理类似洞朗这样的军事对峙，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界事端对两国关系的不断冲击。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可持续性安全而没有绝对安全，而可持续性安全只能通过合作共赢才能获得，而非通过其他路径。

印度尤其是莫迪政府为何执迷于绝对安全呢？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三点：

其一，这是印度战略思维惯性使然。印度自诩“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英国近两百年殖民（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始，至1947年英国人撤离次大陆止）留给印度统治精英的重要战略遗产之一就是“缓冲区”理论与实践。依据该理论，西藏应为中印间的“缓冲区”，喜马拉雅山应为中印间的“天然屏障”。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尼赫鲁政府曾反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根本原因（尼赫鲁希望西藏永远保持半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也是印度建国之后很快即与尼泊尔、不丹、锡金签订“友好条约”以操控这些喜马拉雅山小国安全与外交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新德里不乐见中尼铁路修通、中不建立正常关系的根本原因。在此次洞朗对峙问题上，印度的算盘是让洞朗成为一个小缓冲区，中方不得在此修建任何边防设施，从而确保印方长期享有单方面的绝对军事优势。实际上，不丹、尼泊尔乃至印度北部、东北部地区的贫穷落后正是印度统治阶层与战略界这种“缓冲区”思想与实践的最大受害者。

其二，这是莫迪政府自信心爆棚使然。莫迪执政以来，内政外交处处得势。对外方面，大国外交搞得风生水起。印美安全合作不断同盟化，印日安全合作不断突破底限，美日印三方安全对话越来越实、级别越来越高，美日印“马拉巴尔”三国海军联演规模越来越大，甚至还要拉澳大利亚入伙。此外，印非峰会、印度-南太峰会更是规模空前。难怪印度外长十分自信地对外声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在洞朗事件上的立场。对内方面，莫迪推进税改，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印度构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莫迪强力废币，助推了印电子商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莫迪旋风”下，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素有“政治票仓”之称的北方邦选举赢得大胜，进一步夯实了印度政坛一党独大地位；莫迪执政三年来，宏观经济表现抢眼，GDP增速超过中国，且是全球绿地投资首选地。一次次政策冒进的意料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莫迪政府的“冒进”冲动。

洞朗对峙就是这种“冒进”冲动的结果。

其三，这是莫迪政府对华敌意加深使然。莫迪与印人党的选胜结束了印过去三十年联合政府的执政现状，联邦政府的决策能力大大增强，曾催生了两国人民对中印关系大发展的殷切希望。中国总理在莫迪就职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即致电祝贺，李克强总理就职后不到两个月即将首访放在印度，中国政府还打破领导人南亚之行必同时包括印巴的传统习惯，中方领导人还一再与莫迪总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方“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花之路”实现对接的可能性，如此等等。中国政府对印政策的总体思路是以扩大共识来减少两国分歧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然而，中方的善意却屡屡遭遇莫迪政府“问题外交”的冲击。莫迪政府不相信两国关系能超越双边分歧，坚持中印战略合作必须基于双边分歧尤其是边界争端解决的基础之上，甚至将中方基于原则而未能满足莫迪政府“强国诉求”的一切外交行为视为中国不乐见印度崛起，从而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的“主要拦路者”，加入美及其同盟体系牵制中国的各类鼓噪及安全合作中。莫迪政府这种对华敌视思维及其所伴随的处处怼华的政策选择已使中印关系处于严重的战略互疑状态，甚至有可能让中印关系由此前的“竞合关系”（竞争与合作）彻底滑向“敌对关系”。中印关系越敌对，印度对华防范就越易走极端。洞朗对峙就是很好的例证。

总之，洞朗对峙事件如何结束将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改变南亚政策的转捩点。

本文作者胡仕胜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